諾獎得主斯賓塞：目前數字領域投資熱潮催生股

　　圍繞中美貿易、全球經濟體系等話題，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邁克爾斯賓塞在11月13日舉辦的太湖世界文化論壇錢塘上分享了他的觀點。

　　他先談了自己對美國經濟的看法。他認為，現在美國經濟增長率穩定強勁，但存在“高增長與弱就業、硬通脹”的矛盾。另外，經濟總量若剔除人工智慧、數據中心、量子計算等相關投資，實際經濟增長率僅約 0.1%。另外，美國股市目前已經陷入“瘋狂”。這主要是由數字領域尤其是人工智慧的熱情和投資所驅動。標普500指數超過30%的市值都集中在前七大科技公司中。

　　但他認為，目前數字領域投資熱潮催生股市“狂熱”，仍屬於“理性泡沫”。因為現在人們都相信“投資不足所付出的代價遠高於投資過度所付出的成本”。另外，站在谷歌、微軟、Meta或亞馬遜的立場，相比過度投資或效率低下帶來的損失，在競爭中淪為第三名所付出的代價過於巨大，所以這些企業都在以極高的速度投資。於是就有了投資浪潮，金融市場也隨之跟進。但這不是不理性的投資，之所以認為這是理性的，是因為這些投資決策背後的邏輯是，一旦被淘汰出局，就會付出比現在更高得多的代價。

　　在中美經濟關係方面，中美在核心科技領域的差距持續縮小，尤其在人工智慧領域已基本 “不相上下”；雙方在量子計算領域均取得重大突破(如中國研發的模擬晶片，雖距商用較遠，但屬關鍵進展)，且中國在開源領域的發展速度顯著，進一步推動科技競爭力提升。儘管美國在半導體産品領域實施限制，但未完全阻斷中國科技創新路徑，兩國在科技投資上形成 “互不相讓” 的競爭態勢。決策者均不願本國在關鍵技術領域落後，因此不會主動為過熱的科技投資“降溫”。

　　他認為，關稅對中美兩國經濟衝擊有限。中國雖為製造業大國，但因對美出口占比不高，且若其他國家不效倣美國關稅政策，關稅對中國經濟的衝擊也不會很大。

　　“真正的風險並非關稅本身，而是‘政策的不可預測性’。特朗普政府關稅稅率頻繁搖擺，導致企業難以制定長期投資與生産計劃。製造業需穩定預期以規劃供應鏈，不確定性會直接抑制投資意願。”他説。

　　但他同時認為，二戰後建立的國際體系(含 WTO、WHO、聯合國等多邊機構)是全球經濟增長的重要支撐，通過“去中心化資源配置”與“全球專業化分工”實現生産力套利，讓各國普遍受益。但當前該體系面臨“專業化逆轉” 趨勢。比如，私人部門為規避供應鏈“單點故障” 調整佈局，一些國家的政策層面為保障“國家安全”推動關鍵産業本土化，這種逆轉早于特朗普政府，但特朗普政府加劇了體系動蕩。

　　關稅政策的更大隱患在於可能衝擊二戰後形成的國際貿易體系。目前的全球經濟體系依託多邊規則，實現了“專業化分工與資源高效配置”，讓中美、新興經濟體及發達國家均受益。若美國持續推行 “隨意加徵、朝令夕改” 的關稅政策，或引發關稅戰蔓延(如美國對其他國家加徵關稅)，可能導致全球貿易體系碎片化，甚至重現 “斯穆特 - 霍利關稅法” 式的貿易崩潰。

　　但他對全球經濟貿易體系的維持仍保持積極態度。特朗普政府對多邊機構採取“退出或癱瘓” 策略，打破了美國此前與歐洲、中國等共同維護多邊體系的格局。這種行為導致全球治理出現動蕩，但並非意味著體系必然崩潰。中國、歐洲及多數新興經濟體仍希望延續現有體系，且全球75%的經濟活動仍可通過各國間的雙邊或者區域合作繼續維持。目前的全球經濟體系具備“部分延續”的基礎。也就是説，世界上的其他國家，可以在沒有美國領導的情況下，部分延續現有的體系。

　　歐洲雖有意願參與維護全球體系，但因內部缺乏統一決策中心(類似 “聯邦制下的弱中央”)，需先完成內部協調，導致在關鍵問題上難以快速果斷行動。和中、美兩個經濟體相比，歐洲在科技與創新領域存在明顯短板，存在數字領域落後、無全球級科技巨頭、對人工智慧等領域的研發投入不足的問題，另外歐洲關於人工智慧的監管偏向“風險防控”，忽視了對創新的支援，未能釋放人才潛力。這些因素都導致歐洲在參與全球經濟體系治理方面存在欠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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